“孝悌”也作“孝弟”。《论语·学而第一》说：“其为人也孝弟。”宋代理学家朱熹注释说：“善事父母为孝，善事兄长为悌。”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和发展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孝悌文化。

　　一、孝悌文化的社会背景

　　孝悌文化源远流长。在理论体系方面，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《尚书·尧典》中，就记载了大舜的孝悌德行：“瞽子，父顽，母嚚，象傲，克谐。以孝烝烝，乂不格奸。”认为大舜孝心醇厚，治理国务不至于坏。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、孟子首倡孝悌。《论语·学而第一》记载：“子曰：‘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。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’”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说：“谨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义，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”孔子的弟子曾参，把孝悌思想加以系统化、理论化，写成了《孝经》，流传后世。首先为孝子立传的是东晋萧广济，他写成《孝子传》，影响之远超过《孝经》。南宋末年赵孟坚编著《二十四孝》，元代郭守敬为其配诗，使得孝悌文化以雅俗共赏的形式在民间推广普及。民国初年，浙江湖州的蔡振绅先生，受《二十四孝》的启发，有感于德育教育的缺失，以“孝悌忠信礼义廉耻”为核心，根据正史记载，辑录了“二十四孝”、“二十四悌”等八个方面的德育故事，名曰《八德须知》，在社会上广为流传。

　　在政治制度方面，早在周代，就把孝悌德行作为任用官员的标准。《尚书·君陈》记载：“惟孝，友于兄弟，克施有政。”这是周成王派遣周公之子君陈去治理成周时的一段话，意思是：“因为你孝顺父母，又友爱兄弟，就能够移来从政了。”自秦代以后，官修正史上都立有《孝义传》，表彰孝子，让他们青史留名。汉代是中国封建帝制社会全面定型的朝代，也是孝道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。从汉王朝开始，提倡“以孝治天下”，孝开始走上政治舞台。特别是汉武帝时期，董仲舒提出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建议后，儒家思想成了封建正统思想，孝也成了中国传统的伦理概念，成为了中国封建家长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，开始直接服从于“父为子纲”、间接服务于“君为臣纲、夫为妻纲”的道德规范。孝道由家庭伦理扩展为社会伦理、政治伦理。孝与忠相辅相成，成为社会思想道德体系的核心，“以孝治天下”也成为贯彻两千年帝制社会的治国纲领。除了鼓励孝道、重视养老外，选拔官员也把“孝”作为一个基本标准，实行“举孝廉”制度，察举那些善事父母、做事廉正的人出来做官。元光元年，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，“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”。元朔元年，汉武帝又下诏，凡两千石以上官吏必须察举孝廉，“不举孝，不奉诏，当以不敬论。不察廉，不胜任也，当免。”在此政策的推动下，“兴廉举孝，庶几成风，绍休圣绪”(《汉书·武帝纪》)。自此以后，“以孝为本”就成为选拔官吏的最重要标准。汉武帝以后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官吏，多为孝廉出身，被视为仕宦之正途。举孝廉者往往被任为“郎”，在东汉尤为求取官职的必由之路。桓帝诏书说：“孝廉、廉吏皆当典城牧民，禁奸举善，兴化之本，恒必由之。”(《后汉书·桓帝纪》) 宋代徐天麟说，汉代“得人之盛，则莫如孝廉，斯为后世所不能及”(《东汉会要·选举上》)。可见孝廉任官，对于稳固汉朝的统治秩序，具有长效作用。

　　先秦儒家学者还对“孝悌”的实践意义作了更进一步的阐述。“其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鲜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乱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!”(《论语·学而》)并由此提出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，“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;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”(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)等观念，从而使原属家庭伦理范畴的“孝悌”观念获得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。孔子提出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”，原意是要求君臣、父子能够各行其所道，各尽其职，君与臣、父与子之间的权责关系是双向的，地位相对是平等的，即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”(《论语·八佾》)。到了汉代，董仲舒为了适应封建王权建立中央集权的需要，在先秦儒家思想的基础上，建立了以“三纲五常”为基本内容的伦理学体系，把先秦儒家关于家庭伦理关系的学说推到了极致。唐宋以后，伴随着程朱理学的兴起，儒家孝悌观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宋明理学强调作为人性之本的心性情理，更是把“行孝悌”视为人的本性，从而对先秦以来的孝悌观念作了进一步的阐释。例如，张载在孟子“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”的基础上，提出了“尊高年所以长其长，慈孤弱所以幼其幼”，从而把孟子“推己及人”的孝悌观念作了更深层次的引申。

　　由于历代统治者在理论体系和政治制度上的大力倡导，“孝悌”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已经深入人心，成为宗法社会对个人品德的基本要求，形成了以孝悌为荣的社会风尚。

　　二、费县是中国孝悌文化的重镇

　　费县是沂蒙山区一个有着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古县，今天的平邑县全境，以及临沂市兰山区的西部、兰陵县的北部、蒙阴县和沂南县的南部，都曾属于费县境域。本文所称“费县”，即是指古费县而言。

　　费县自古是鲁国属地，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润，极为重视孝悌文化，无论是在孝悌理论方面，还是在孝悌实践方面，均有非常重要的建树，堪称中国孝悌文化的重镇。更进一步讨论，甚至可以说，费县是中国孝悌文化的发轫之地。

　　1. 中国最早的大孝子虞舜，生于费县。

　　远古五帝之一的舜，号有虞氏，史称虞舜。相传他的父亲瞽叟、继母、异母弟象，多次想害死他：让舜修补谷仓的仓顶时，从谷仓下纵火，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逃脱；让舜掘井时，瞽叟与象却下土填井，舜掘地道逃脱。事后，舜毫不嫉恨，仍对父亲恭顺，对弟弟慈爱。他的孝行感动了天帝。舜在历山耕种，大象替他耕地，鸟代他锄草。帝尧听说舜非常孝顺，有处理政事的才干，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；经过多年的观察和考验，选定舜做他的继承人。舜登天子位后，去看望父亲，仍然恭恭敬敬，并封象为诸侯。《二十四孝》把虞舜列为天下第一孝子，并有诗赞曰：“队队春耕象，纷纷耘草禽。嗣尧登宝位，孝感动天心。”

　　关于虞舜的出生地，一直存有很多争议。《孟子·离娄下》记载：“舜生于诸冯，迁于负夏，卒于鸣条，东夷之人也。”据专家考证，舜的出生地“诸冯”，就是费县西北25公里的铜石镇诸冯村（今属平邑县）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记载：“舜耕于历山，渔雷泽，陶河滨，作什器于寿丘。”历山、雷泽、河滨，都在古费县境的最西部，靠近泗水县境。

　　2.《孝经》的作者曾子是费县人。

　　曾子（前505-436），名参，字子舆，费县南武城（今属平邑县）人。中国古代思想家、教育家。

　　曾子以孝著称。他少年时，常入山打柴。一天，家里来了客人，母亲不知所措，就用牙咬自己的手指。曾参忽然觉得心疼，知道母亲在呼唤自己，便背着柴草迅速返回家中，跪问缘故。母亲说：“有客人忽然到来，我咬手指盼你回来。”曾参于是帮助母亲接待客人。这就是“啮指痛心”的故事，被列入《二十四孝》之一。

　　曾子是孔子的得意弟子，儒家思想的重要传人。孔子死后，曾子为孔子守墓三年，然后回到武城老家，效仿老师，收徒授业，专心致力于忠、孝、仁、义的学术研究和传授弟子的教学活动。曾子一生以授徒为主，没做过大官。据记载，“齐聘以相，楚迎以令尹，晋迎以上卿”，“曾子皆不应命”，而是长期在家乡讲学。曾子晚年著书立说，传述儒学，形成了以自己亲传弟子孟敬子、阳肤、子襄、沈犹行、乐正子春为代表的独立的儒学学派。

　　《孝经》是曾子的重要著作，阐发了“以孝治天下”的义理，是儒家孝治派的传承之学，曾子因此成为孝治派的创始人。作为思想家，曾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“孝论”思想，提出了“民之本教曰孝”的“孝本”说，突出了孝的社会作用。对于孝和养的关系，孝的等次，孝道、孝行的内涵等，曾子都有比较系统地阐述。养亲、敬亲、谏亲、慎终追远、全体贵生，构成曾子人伦之孝的基本框架，并身体力行，实现了“爱而敬”的目标要求。

　　“以孝为本”是曾子思想的核心内容。曾子把孝视为高于一切的东西：“夫孝者，天下之大经也。”（《礼记·祭义》）曾子强调，从空间和时间上说，孝是充满其间而不休止的；从内容上说，孝就是仁，孝就是礼，孝就是义，孝就是信。而“孝本”思想的基点，是一切为了父母，是体现父母的价值。曾子说：“孝子之身终。终身也者，非终父母之身，终其身也。”曾子以自己的实践去体现自己的思想，被后人誉为“至孝”。

　　曾子的“以孝为本”思想，并不仅限于家族，还扩展到社会。曾子认为，从天子到庶民，只要都能孝悌，国家就会治理好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融洽。作为孝子，既要孝顺父母，又要忠心事君，作战时，要敢于冲锋陷阵；若“事君不忠，非孝也”，“战阵无勇，非孝也”。

　　3.“芦衣顺母”的闵子骞，也是费县人。

　　闵子骞，名损，字子骞，春秋时期鲁国费邑闵家寨人。他是孔子的弟子，在孔门中以德行与颜渊并称。孔子曾赞扬他说：“孝哉，闵子骞!”(《论语·先进》)。

　　闵子骞生母早死，父亲娶了后妻，又生了两个儿子。继母经常虐待闵子骞，冬天，两个弟弟穿着用棉花做的冬衣，却给他穿用芦花做的“棉衣”。有一天，父亲出门，闵子骞牵车随行，因寒冷打颤，手中的绳子掉落地上，遭到父亲的斥责和鞭打，芦花随着打破的衣缝飞了出来，父亲方知闵子骞受到继母虐待。父亲返回家中，要休逐后妻。闵子骞跪求父亲饶恕继母，说：“留下母亲只是我一个人受冷，休了母亲三个孩子都要挨冻。”父亲十分感动，就没有赶走后妻。继母听说，悔恨知错，从此对待闵子骞如亲子。

　　在《二十四孝》中，除了虞舜、曾子、闵子骞，还有“百里负米”的仲由（字子路，孔子的弟子）、“戏彩娱亲”的老莱子（楚国隐士，耕于蒙山之阳），都是籍贯费县或流寓费县的大孝子。中国最著名的大孝子总共24位，费县占据了5位，足见费县孝悌文化之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。

　　4.颜氏家族在费县的聚居地，号称“孝悌里”。

　　《光绪费县志·古迹》记载：“县东五十里诸满村，古临沂孝悌里也。考颜鲁公颜君庙碑，魏有斐、盛，盛字叔台，青、徐二州刺史、关内侯，始自鲁，居于琅邪临沂孝悌里。”

　　“孝悌里”这一称号，得名于颜含的孝悌德行。据方城镇诸满村名碑记载：东汉尚书郎颜盛任徐州刺史时，自鲁迁居于此，代传孝恭。其曾孙颜含，尤以孝悌闻名，因号其居“孝悌里”。

　　颜含，东晋大臣，曾任汝阴太守，封护国将军。颜含很小的时候，就以孝悌事迹闻名乡里。他的兄长颜畿，患有重病，昏死于医家。家里人前去迎丧，在回家的路上，忽然招魂旗缠在树上解不开，领丧人跌倒在地，嘴里发出颜畿的声音说：“我命不该死，只是服药太多，伤害了五脏，还能复活，千万别埋葬我呀！”家里人都想打开棺材看看，父亲颜默认为开棺不吉利，不准许。回到家之后，颜畿的妻子梦见颜畿说：“我还能复生，可以快点开棺。”妻子非常高兴。这晚上，颜畿的母亲和家人都做了同样的梦。大家都要开棺，但是父亲仍然不同意。当时颜含还很小，慨然对父母说：“不寻常的事，古来有之，开与不开棺材，痛苦一样大，为什么不打开看看？”父母见他说的有道理，令人开棺，看见颜畿果真有气息微存。

　　颜畿长期卧床，不能言语，吃喝拉撒全靠家人照顾。服侍久了，家人都生出厌倦的脸色。颜含却绝弃一切事务，辛勤服侍颜畿，数年如一日，从不懈怠。《晋书》记载：“含兄颜畿病，躬身侍养，足不出户者十有三年。”

　　兄长去世后，颜含的二嫂樊氏也患了疾病，双目失明。为了治疗嫂子的眼疾，颜含“课励家人，尽心奉养，每日自尝省药馔。察问耗息，必簪屣束带”。颜含四处求医问药，并且日夜服侍，备受煎熬。传说，有一天，颜含正在嫂子床前服侍，忽然来了一个青衣童子，手里拿着一只青囊，递给了颜含。颜含打开一看，里面装的是蛇胆。青衣童子出门之后，化作青鸟，振翅飞走了。颜含用蛇胆给嫂子治疗，眼疾很快就治愈了。人们都说，青鸟送药给颜含，是因为他的孝悌德行感动了神灵。以上这些传说，虽然带有浓重的迷信色彩，却包含着人们对颜含的尊敬钦佩之情。

　　江南富豪石崇听说之后，非常敬佩，特地赠给颜含“甘旨”以表敬意。《晋书》将颜含的事迹载入《孝友传》，称赞颜含“少有操行”，对父母“以孝闻”。费县的这个号称“孝悌里”的古村落，也因颜含的孝悌德行而名扬天下。

　　三、孝悌文化在费县的传播途径

　　孝悌文化的传播，既有民间的世代传习和相互影响，更离不开政府的大力倡导。从方志的有关记载来看，费县古代官府对孝悌文化的传播和推广，主要采取了以下10个方面的措施。

　　1.设立学校，广泛宣扬儒家孝悌文化。

　　费县古代在县城南关建有学宫，又称文庙，创修年代不可考。宋、金之际毁于兵燹，金代皇统年间重建，元、明、清均予增修。学宫内有大成殿、明伦堂、尊经阁、敬一亭、崇圣祠、学署等。

　　“大成殿”内的正享是先师孔子，另有“四配”、“十二哲”、“两庑先贤”、“两庑先儒”等。每年农历二月和八月的第一个丁日（上丁），都要举行隆重庄严的祭祀仪式，祭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，称作“丁祭”。

　　“明伦堂”即“明人伦之堂”，也就是要知晓最基本的人伦道德。儒家把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分为“五伦”，即父子、君臣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五种关系，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的五种人伦关系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：“使契为司徒，教以人伦：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”“五伦”中最基本的“两伦”，是“父子”和“兄弟”，要求子对父要“孝”，弟对兄要“悌”。家庭中的“孝”和“悌”，推广应用到社会上，便是臣对君要“忠”，民对官要“顺”。

　　“尊经阁”内有朝廷颁发的书籍，如《上谕》、御纂《周易》、御纂《书经》、御纂《诗经》、御纂《性理》、钦定《文章》等。譬如《上谕》，有康熙四十一年御制《训饬士子文》，要求士子们“必也躬修实践，砥砺廉隅，敦孝顺以事亲，秉忠贞以立志”。

　　“敬一亭”内，有明世宗朱厚熜撰文的《敬一箴》石碑。《敬一箴》是明世宗嘉靖五年所作，原本颁之太学，后来郡县学校皆有镌石。箴言有“曰敬惟何？怠荒必除，郊则恭诚，庙严孝趋，肃于明廷，慎于闲居”等词句。

　　“崇圣祠”的正享是孔子的五世祖、高祖、曾祖、祖父、父亲。另有“配享”、“从祀”各五人。

　　“学署”是县学的教室，给士子们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。士子们每天生活在由大成殿、明伦堂、尊经阁、敬一亭、崇圣祠等营造的浓厚文化氛围中，每天浸润在儒家礼教的文化环境里。

　　除了县学，费县还有社学、义塾、书院，以及遍布城乡、为数众多的私塾，共同用儒家思想（包括孝悌思想）培养教育着费县的士子和广大少年儿童。

　　2.设立“节孝祠”。

　　节孝祠是官府设立的表彰节孝妇女的祠堂。清代，在各省、府、州、县，各建“节孝祠”一所。祠外建大坊，凡是由官府奏准旌表的节孝妇女都入祀其中，春秋致祭。

　　清代同治十二年（1873年），费县知县史致仁创修“节孝祠”，地点在县城南关的崇圣祠北侧，面向西，西侧是儒学。每年春秋仲月（农历二月、八月）致祭。据清代李景星《费县乡土志》记载：“费俗质朴，人重节义，祀节孝祠者四百余人，不能尽载。”

　　《光绪费县志》详细记载了节孝祠的祝文：“妇道克贞，著节烈于百世；女德不爽，表孝行于千秋。惟淑阃之芳徽既隆，故圣朝之典礼必备。春秋载祀，俎豆维新。式荐明馨，仰祀昭格。尚飨！”

　　3.设立牌坊。

　　牌坊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门洞式建筑，多用来表彰忠孝节义的人物。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，立牌坊是一件极为隆重的事，并不是谁都可以随便立的。立贞节牌坊、仁义慈善牌坊、功德牌坊，要求非常严格，须经当地官府审查核实后逐级呈报，最后由皇帝审查恩准，或由皇帝直接封赠，方能建造。牌坊的建造规格，也有严格的等级限制。

　　费县乡间立有很多小型牌坊，以木牌坊居多，数量众多，不可胜记。有少量载入方志者，如明代李可孝的妻子陈氏，抚育遗腹子长大成人，“矢志冰操，上司题请建坊”（《康熙费县志》卷七）；朱向离的妻子郭氏，丈夫早卒，她“善事舅姑，抚子成立，补邑庠廪生，奉旨建坊”（《康熙费县志》卷七）。在阖邑社昌乐庄，有乾隆年间为钦旌烈女刘教姐所立的“烈女坊”（《光绪费县志》卷十二、十五）。

　　在县城西门外，有一座四柱三间的大型石牌坊，称作“节孝总坊”，用以表彰县内最著名的忠孝节义人物。这是全县最高规格的牌坊，是清代同治年间费县知县史致仁所立。

　　4. 旌门。

　　所谓“旌门”，就是在门前树立很多旗帜，其状若门，故名。

　　《康熙费县志》记载：宋代张氏，费县平邑社人。徐郎的妻子。侍奉婆母有非同一般的孝行。婆母患病，张氏听说人肉可以治愈这种疾病，就割下大腿上的肉，又剖开右腹，割下一块肝脏，给婆母吃。婆母的疾病果然痊愈。元丰元年，知县徐君平上奏朝廷，旌其门。

　　明代李嘉行，字伯敏。父亲去世尚未安葬，忽遭洪水，李嘉行抱着棺材大声哭泣，水势顿时消退。人们都说这是李嘉行的孝行所感的结果。母亲病逝，他“庐墓三年，县令旌其门”。

　　侯思儒，母亲生病，他远出取药，突遇河水暴涨，把他冲到水中，恰好抓到一根木槽，得以上岸，人们都认为是他孝行感天。后来侯思儒“庐墓三年，县令旌之”。

　　杜永福，高桥社人。家贫，竭力侍奉母亲。母亲去世，他“庐墓筑坟。县令赵经旌其门”。

　　张崇友，“庐墓三年，县令邱园卜旌其门”。

　　5. 赐给匾额。

　　赐匾又称“额门”，就是官员亲笔题写匾额悬挂门上作为表彰。

　　《康熙费县志》记载：明代王国政，“割股烧灰，以擦母之恶疮，果愈。又截中指炼油，以擦父发背，又愈。有司上闻，给匾”。县志的修纂者发出由衷的感叹：“古之纯孝，未闻有此者！”

　　清代王氏，高欲翙的妻子。二十三岁丈夫病逝，她抚养遗孤，冰守终身。知县惠润旌以“节孝可风”。

　　王寅祚，邑庠生。父母早故。王寅祚流离他乡，二十六岁归里，竭力营葬。他“给叔兄产，代胞兄输粮，复与田为娱老资。邑宰给匾以旌”。

　　赵中直，世居费邑东乡南尹村，典史赵玉藻之曾孙。中年丧偶，不娶，自操井臼，奉双亲。母疾，汤药必先尝，身不解带者四十余日。母卒，哀痛之余，仍复挥泪强颜以奉其父。及父疾，尝粪以卜吉凶，每夕焚香祷祝，愿以身代。父殁，痛绝至数次。于墓侧为茅屋居之，日以衣襟取土筑坟。凡父母所遗衣服、器用，每于四时祭奠，肃设墓前，祭毕藏之。或有故出，必行出告反面之礼。独居十有五年，郡守以孝举，赐庐墓匾曰“孝思不朽”。

　　刘氏，徐广智的妻子；李氏，徐广瑞的妻子；贾氏，徐广禄的妻子。妯娌三人，都以清节著称。刘氏二十二岁，李氏二十五岁，贾氏二十一岁时，丈夫相继去世，惟有李氏生育三个儿子，分别承嗣。她们三人一同照顾公婆，侍奉疾病，直到安葬。她们一同抚养幼小的孩子，从吃饭穿衣，直至成家立业，都极有法度。费县知县李敬修以“一门三节”详请旌表，山东巡抚李秉衡以“节孝兼全”额其门。

　　魏氏，胡广伍的妻子。十七岁成婚，婚后三年丈夫病逝。安葬丈夫之后，魏氏自缢，被救。公公婆婆哭泣，劝解说他们无人奉养，于是魏氏勤勉服侍双亲，靠纺线织布赚钱供养公婆。咸丰、同治年间，土匪滋扰，魏氏与公婆一起到平邑圩避乱，公婆都患病不起，魏氏侍奉汤药，自己顾不得吃饭睡觉。她焚香祷告上天，愿以身代。公婆随即病愈，人们都认为是魏氏诚孝所感。土匪肃清之后，魏氏侍奉公婆更加勤谨，数十年如一日。公婆去世，都是魏氏亲自谋划料理，节孝堪称无憾。魏氏过继堂兄胡广伦的次子，视如己出，乡邻全都称贤。光绪二十四年，姚学使以“昭我管彤”四字表其门。

　　周女，许配杨一龙，未嫁，杨一龙远游不返。周女的父母双亡，遂冰守不字，抚幼弟杨升臣成家立业，为择婚配。勤劳纺织无倦志，迄于白首。乡里交推其孝，学使黄旌以“女宗贞孝”，邑令汪旌以“奇节大孝”。

　　6.立碑。

　　用石碑记人记事，就是所谓的“树碑立传”，将孝悌事迹镌刻在坚硬的石头上，使之流芳后世。

　　仝寅，“居亲丧，庐墓，跬步不离，豺狼不为暴，有司勒碑记其事”（《康熙费县志》）。

　　赵中直，以其庐墓孝行，先是郡守赐庐墓匾曰“孝思不朽”，后来知县舒化民又于道光五年题碑曰“孝子武生赵中直庐墓处”（《光绪费县志》）。

　　除了官府立碑表彰，也有民间立碑记其孝行者。《光绪费县志》记载：

　　孝子王玫父墓，在张庄，有明代成化年碑。

　　郑氏，徐景台妻。郑氏勤于操作，帮助丈夫孝养婆母。几年之后，丈去世死，儿子年幼，婆母年老且病痿，郑氏纺线织布不足以供养婆母一日三餐，于是背着婆母在村里要饭，十几年如一日。婆母去世，郑氏借贷以葬婆母，然后当佣人以偿还借款。“邑廪生杨升阶为其立碑以记之”。

　　杨女，性至孝。“嘉庆十年，女年十四岁，母遘疾甚危，女侍汤药，数日不食，焚香祝天，祷以身代。祝之明日，母渐愈，而女病。病危，劝其母勿过悲，强饮食，本祝以代母，死无憾。又嘱其二兄善事母，遂卒”。这一年，她的大哥杨永忠十九岁，二哥杨孝风十五岁。后来二哥杨孝风成为一名岁贡生，他为杨女撰写墓志铭，有云：“吾妹代吾母而殁，是吾兄弟得依吾母以成立者，吾妹孝心之所致也。”

　　7.授予“寿官”、“寿妇”称号。

　　《光绪费县志·卷七·人瑞》，载有11位人瑞。人瑞，或称“百岁人瑞”，通常是指百岁以上的老人。费县这11位人瑞，都是五世同堂的老人，其中，朱永昌、张作儒2位是“八品寿官”，刘曹氏、王邱氏、酆氏3位是“寿妇”。

　　“寿官”是明朝出现一种官职名称，设有“八品寿官”和“九品寿官”。这是一种虚职，给予官帽、官服，没有爵位。主要是一种荣誉，用以奖励“德行着闻，为乡里所敬服者”。受赐的寿星，年龄最初为百岁，到万历以后降为七十岁。为年长者授予“寿官”称号，目的是封建社会统治者想体现“国泰民安”。老人能“安度晚年”，当然可以侧面反映出社会的稳定。“寿官”称号只在恩诏颁布时才得以赐给，整个明朝三百多年间，仅授过十九次，每次每县多在四人以下，因此能够获赐的，殊属难能可贵。获得“寿官”官职者，可以得到若干奖励物品，如绢、绵、米、肉、酒等，还可以免除杂泛差役。“寿官”的授予条件，主要是看年龄。明朝时期人们的平均年龄只有三四十岁，能活到八九十岁，非常罕见。一个大县，七十岁以上，仅有几十人；而八十岁以上的，最多十几人。而选出来的“寿官”，一个县最多三四个。所以，被评为“寿官”是全县都很荣耀的事情。

　　“寿妇”不是官职，而是官府颁发的一种荣誉称号，专门授予高寿而有德行的妇女。《清会典·礼部·仪制清吏司四》：“寿民给予‘昇平人瑞’字样，寿妇给予‘贞寿之门’字样。”清代陈康祺《郎潜纪闻》卷一：“定例：凡寿民、寿妇年登百岁者，由本省督抚题请恩赏，奉旨给扁建坊，以昭人瑞。”

　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费县这11位人瑞，都是“五世同堂”的老人。“五世同堂”是家庭和睦的象征。在儒家的“孝悌”观念中，“孝”主要是处理儿女与父母、晚辈与长辈之间关系，“悌”主要是处理兄弟之间、平辈之间的关系。在一个联合式的大家庭中，关系比较复杂，尤其是兄弟之间、叔侄之间、妯娌之间，关系十分敏感且又难以调和，所以“行孝”固然是必须的，但“行悌”则显得更加重要。如果“行悌”做得不好，兄弟阋墙，家庭失和，让老人伤心，必然难以高寿。晚辈都团结融洽，对老人来说就是最大的孝行。五代人共居一个屋檐下，几十口人能够和睦相处，无疑是“出则悌，入则孝”的榜样。因此，对“五世同堂”家庭给予表彰，对于弘扬孝悌德行无疑具有典范作用。

　　8.诗文赞颂。

　　费县东固村杨敏济，字容甫，监生，候选翰林院待诏。他“性孝友，分炊后独依父居，晨昏不离，动作必扶掖。年十六，父殁，哀毁如礼。遂废读，理家务。善事诸兄，群从有不驯者，积诚以感之，以和睦称。生母张氏，性严急，敏济与其配朱氏，事之婉曲承顺，疾病汤药必亲尝。张氏晚年失明，性益躁，一昼夜饮食十余次，敏济夫妇手调甘旨，就床跪进，衣不解带者动经年月。时敏济已五十余矣”。其孝悌操行，与东晋颜含的事迹颇相类似。栾城知县、邑人李琢作《杨容甫先生赞》，褒扬杨敏济的孝悌事迹：

　　卓哉杨公，孺慕性成，

　　问寝视膳，胥将至诚。

　　有妻有子，汤药助理。

　　公曰敬哉，昕夕跪起。

　　卓哉杨公，敦宗睦族，

　　消释争端，委曲往复。

　　创立支祠，祭祀以时。

　　亲疏感德，永无嫌疑。

　　卓哉杨公，解纷排难。

　　宿忿积仇，格于一旦。

　　人争颂公，公自谦冲。

　　不矜不伐，户戴仁风。

　　卓哉杨公，智将以勇。

　　丑类跳梁，乡人大恐。

　　公为运筹，力歼其尤。

　　纠众筑堡，遏波虔刘。

　　卓哉杨公，雅意育材。

　　延师教子，文运聿开。

　　翘翘错薪，言挹其秀。

　　栽之培之，置诸左右。

　　卓哉杨公，风格清遒。

　　亲贤远佞，绘图诒谋。

　　福寿既高，德谊尤全。

　　彼君子兮，夫何间然。

　　费县东固村杨云岫的女儿，受聘张家。杨云岫身体多病，女儿在床前悉心服侍，长达两年之久。父亲每有牙齿脱落，她就悄悄收藏起来。父亲病重，她焚香祈祷，愿以身代替。父亲病逝后，她哀痛之极，五天不吃不喝。安葬父亲之后，她拿出所收藏的父亲牙齿，哭着说：“可再见者齿也，不可再见者亲也。”在她父亲病逝之前，夫家已经选定了婚期，到了日子，她对兄长说：“世上有正在服丧却要成婚的吗？”兄长替她请求缓期，但是夫家不同意。有人劝她按期出嫁，她说：“嫁人是我的本分，但是骤然换上新妆，我内心不忍。缓期未获准，违礼不如死。身可死，礼不可违也。”于是昼夜哭泣，饮食不进。她的婆婆闻讯前来探视，杨女强撑着极为孱弱的病体，以儿媳的身份下跪磕头，说：“服侍婆婆是我的本分，可是不幸已经这样，没有什么办法了。”随即哀痛昏死过去，很久才苏醒，吐血数升。三天之后杨女去世，年仅十七岁。翰林院编修、莒州人管廷献写有《孝女诗》，自注“为杨云岫女作”，诗云：

　　自古有贞烈，常闻殉其夫。

　　绝夫而殉父，从来世所无。

　　嗟哉此孝女，操行胡独殊？

　　父死未经旬，迨吉一何迫。

　　苫块催新妆，毛里同陌路。

　　愿缓三年期，恩礼两不逆。

　　吁情志未伸，啼泣朝复夕。

　　痛伊冥无知，非我忍相负。

　　誓为杨家女，不作张家妇。

　　北海仰高节，不食饿首阳。

　　美此闺阁秀，争被日月光。

　　曹娥旧汨渊，缇萦昔上书。

　　殊途而同归，有过无不如。

　　岂徒娴姆训，至性贞不二。

　　岂徒留阃范，能教须眉愧。

　　丧服与婚义，恨未参其制。

　　但求一心安，此外复何计？

　　天语显褒扬，贞珉生光彩。

　　愧乏邯郸才，聊备輶轩采。

　　杨女的族侄、岁贡生杨仪廷也写有一首《孝女诗》：

　　素衣遽把缟衣更，心意何安竟舍生。

　　通丧三年曾制礼，先于原是本人情。

　　未获竭情一死休，心安理得又何求。

　　世间固有夺情说，试问真情夺得不？

　　这些赞颂诗文，都收录在了费县的方志里。

　　9.延为耆宾。

　　耆宾又称“乡饮耆宾”或“乡饮介宾”，是指年龄六十岁以上的德高望重者。在古代，“乡饮耆宾”这一名号，须由官方正式确认。清制，每年在各省州县儒学遴访一些年高德劭的乡绅，拜为“大宾”、“介宾”或“众宾”。先由所在地的儒学颁发资格执照，然后上报督抚核定，最后具明该人的姓名和籍贯，报礼部备案，注册之后方可称为“乡饮耆宾”。乡饮耆宾享有参加由地方官吏主持的“乡饮酒礼”的礼遇。这种酒礼是一种尊老敬老的宴乐活动，一般在每年正月某日和十月某日举行。宴会当天，各路耆宾在儒学讲堂依次坐好，主持官吏大唱赞歌，并依次饮酒，互相礼拜，以这种独特的尊老仪式达到官方教化民众“为臣尽忠，为子尽孝，长幼有序，兄友弟恭，内睦宗族，外和乡里”的目的。这类乡饮耆宾，尽管不是地方官员，但在乡里、族里名望颇高。他们可以帮助州县官员推行地方教化，实行“家长式”的管理。

　　《康熙费县志》记载：“林润、十嘉猷、闵贡，俱布衣，乡饮介。”《光绪费县志》记载：“曾传文，幼失怙，事母孝。咸丰季年，捻匪北犯，居民逃匿山谷间。其母年已八旬，曾传文丢下妻儿老小，负母奔逃，数里力尽，路旁有微坎，伏母其中，以身蔽之。贼马步数万，所伏之处适当其冲，而贼终不睹。妻子在家亦无恙。后以齿德膺耆宾，寿八十岁。”

　　10.把孝悌人物事迹写入方志。

　　方志是官方著作，以其权威性留传后世。《康熙费县志》卷之七《人物志》，专门设了“孝子”、“节妇”、“义妇”、“烈女”等篇目，记述了费县18位孝子、68位节妇、1位义妇、4位烈女的事迹。“孝子”篇记载：明代的一位孝子范廉，“父病，或谓人肉可愈，廉密于空室刲股以进之，果愈”。另一位孝子叫乔志德，园廓村人，“母双瞽。病，亟思食肉。德贫，无以供，割左膊肉烹以供母，母病愈”。还有一位孝子叫王国政，“割股烧灰，以擦母之恶疮，果愈。又截中指炼油，以擦父发背，又愈。”《康熙费县志》的修纂者感叹说：“古之纯孝，未闻有此者！”

　　《康熙费县志》又载：胡源开，号麟祥，陇州知州胡尔纯的庶子。胡尔纯在陇州殉难，胡源开“于兵戈扰攘之际踉跄奔赴，卒能载榇归乡，竭力请葬、赠秩。呜呼，孝哉！”

　　刘昌印，号毓祥。生员刘士彦之子。刘士彦有六个儿子，刘昌印是老大。刘士彦病危，决定分家，“知长子昌印孝友纯笃，可保门户，以宅地之佳者与印，而以矮檐瘠土与众子。印知父厚己而薄诸弟，哭止之不分”。父亲死后，刘昌印把父亲分给自己的财产与众位弟弟平分。

　　王廷献，南石沟居民。年十八时，其母为山贼掳去，“廷献愤不顾身，持枪飞追，手刃数贼，力尽被杀”。

　　王体节，母老且病。明季，大乱将至，人劝逃避。体节曰：“委母而去，偷生如死。吾宁与母死一处耳。”家人俱逃，体节果守母不避。乱至，被执而死。

　　郭玘，洪沟村人。历奉七母，每以孝闻。至母杨氏，苦虐异常，日加三棰。玘每跪曰：“母息怒，儿起未晚也。”母病，汤药不懈。母将死，大恸曰：“今始知子为孝子也。”

　　王恂，“以孝友醇谨闻。助婚葬，施药饵。买人宅地，怜其贫，以券归之”。

　　魏之鼐，“世居小平邑，事亲孝爱，哑弟依之终身”。

　　王克振，贡生，博学方正。事继母以孝闻。

　　《光绪费县志》也记载了许多孝悌人物：

　　刘宾，“居家以孝敬闻”，后来历任江西参政、广西参政、山西布政使。

　　王玟，成化间任大兴经历。性至孝。“在任闻父丧，即行，不顾妻子。抵家，殡丧以礼。庐墓三年，不接家人故旧。旦夕哭踊，声嘶气微。稍暇便负土石培砌父墓，周可七十尺，高可二十尺，乡人至今皆知为孝子王玟之父之墓”。

　　卜梦弼，字象升，乾隆丁酉岁贡。“性至孝，侍亲疾，衣不解带者数月。尝置林庙、祭田、义学、义仓等事。乾隆五十一年，岁大饥，赈济活人无算。任禹城县训导，进士子，勖以德行。每月课试，细加评阅，人文蔚起。自奉甚俭，服食率由家中自致。事载《禹城县志》。子善端、善长。善端字统万，邑廪生，侍曾祖母疾，以孝闻。免丧后，每遇忌辰，犹痛苦不止。”

　　全应旗，郡增生。“敦朴厚重，至性过人。父疾，卧不解带者数年，视膳进药，始终无怠。及病革，哀毁逾恒。邃于经学，为文博大昌明。屡荐不售，不以介怀。事兄敬，数十年如一日。业师王焕章应乡试，卒于省，为之殡殓。不赴试，亲送其柩于家。岁辛酉，土匪起，避居郡城。贼平，村舍为墟，附近十余村麇集于万家庄，无栖止地。应旗有松树数千株，慨然曰：‘乱离之后得生全，幸矣，木奚惜！’使乡人尽伐之，各修屋以避风雨，并不索值。有马安者，单传数世，贫不能娶，资助之，使完室家。老年有子，人以为善报”。

　　全应心，字维恒，道光丁酉拔贡。“四岁失侍，事继母以孝闻。性颖异，读书日数千言。弱冠入泮，寻以优等食饩。工书法，以拔萃贡成均。九试棘闱，七荐不售，教授乡里，从游多知名士，足迹不至公庭，郡邑长罕识其面”。

　　任毓桂的父亲任作魁，因长子任毓法早逝而哀痛不已，远游不归。年幼的任毓桂，在家侍奉母亲，生活十分拮据，始终不离母亲左右。但是，他“寻父之志未尝一日忘”。后来，邻村有人从关东来，说他的父亲寓居在船场（今吉林市）。任毓桂随即让妻子在家侍奉母亲，他跋山涉水，亲自去关东寻访父亲的踪迹，终于把父亲找了回来，“竭诚致养，父以寿终”。任毓桂还把自己的长子过继给早逝的兄长任毓法当儿子，使其续上“香火”。

　　任德鸿，子逵吉，候选五城兵马司指挥。世居上冶之东岭。“德鸿庶出，嫡母性严正，生母益自检束，冬月衣不重棉。德鸿亦不衣暖，夜卧草荐中，掖之不起。嫡母感动，□其生母有恩。兄弟析居后，与其母、弟德明复合居，处同息，出同游。晚年于玉泉北创一茅亭，疏泉凿池，偕弟游咏其间，怡怡终身。高密王烻为额其堂曰‘棣萼’。子毓淑，邑廪生，性亦孝，德鸿晚年病废，毓淑日夜侍奉，跬步不离，卧榻相接者五岁”。

　　孙继宗，家贫，力农。“善事父，每食必具酒肉。父尝以余肉啖之，大吐，父信其不能食，食肉辄尽，人亦谓继宗不能食肉。及父殁三年后，乃食与常人同，始知曩之不食，为养父也”。

　　陈廷辅，字德民。敦亲睦族，好施乐善。“胞侄逊，八岁失怙恃，视如己出，抚养成立。从弟允恭，亦幼失怙恃，零丁孤苦，复与合居，延师教读，竟游泮食饩焉”。

　　王青鹤，增生。“母老，不能动移，青鹤事之至孝，每事必亲执之。母丧，哀毁几陨其生。二弟求析居，不得已，财产任弟自取。不数年，弟又贫困，时时周济之”。

　　孙氏，儒士杨维廷妻。“十九岁归维廷，嫁甫三年而夫故。性孝慈，姑病，每煮汤药，必跪祷愿以身代。有姊贫而早逝，遗孤女甫周岁，氏抚之如己出，长为择婿嫁之。维廷殡于室，氏每食必供饮食，几三十年。土寇初起，村人奔匿，氏独伏夫柩前不肯去，寇闻而义之，不入其家。卒年七十一岁”。

　　李氏，徐凤墀妻。“年二十岁夫亡，孝事翁姑，避难山砦。翁病故，兵燹中殡葬如礼。未几，姑患痈，氏谋医药，进饮食，涤溺便，衣不解带者八月。姑亡，哀毁益甚，殡葬如翁。有庶母弟幼，早析，妇亡，而家亦落，氏资以衣食，抚其子女，临卒即以长子名世达者嗣焉”。

　　孝女王景蕙，字若兰。其父王薪传，是清代同治六年举人，曾任河南淇县、密县、襄城等县的知县；母亲牛氏，是滋阳县（今兖州市）进士牛空山的玄孙女，饱读诗书，教子有方。王景蕙白天操持女红，夜里研习文事，劳累过度，造成了劳瘵（肺结核）。经过多方调治，一年之后终于痊愈。不久，母亲牛氏患病，王景蕙守护在母亲身边，每天侍奉汤药，连续几个月顾不得吃饭睡觉。她经常焚香跪拜祷告，祈求神灵让自己代替母亲遭受病痛折磨。后来母亲医治无效不幸病逝，王景蕙哀伤不已，旧病复发，虽然多方诊医用药，最终不治身亡。临死之时，王景蕙对父亲说：“不要思念孩儿，孩儿这下可以到九泉之下侍奉母亲了。”死时年仅25岁。王景蕙著有《绣余诗稿》，胞兄王景禧（光绪十六年进士）在京城为她刊印成书。

　　四、费县孝悌文化的突出特色

　　费县的孝悌文化，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。从士绅官吏到平民百姓，从衣食住行到言谈举止，从社会生活到家庭伦理，从经济活动到政治措施，从生产方式到精神生活，全都带有孝悌文化的影子。可以说，丰富多彩的孝悌文化，在费县已经深入人心，无处不在，成为具有普遍性的孝悌风俗。除了这些基本特点，费县的孝悌文化还有三个非常突出的特色：

　　一是“孝”与“悌”并重。

　　关于“孝”的含义，《论语》中有“无违”、“敬养”、“色难”等解释。朱熹的解释是“善事父母”。为父母提供吃饭、住宿、穿衣、治病等基本生活保障，以及养老送终，都属于“孝”的范畴，大部分人都能够做到。善事父母，天经地义，任何人都必须遵循，没有什么推脱的余地。如有违背，就是不孝之子，人人挞伐，抬不起头来，在社会上也难以立足。

　　至于“悌”，就是朱熹说的“善事兄长”。《光绪费县志》卷十一《人物（二）》中，记载了两个“善事兄长”的事例。有个人叫李世众，父母早亡，与兄长感情很深。遇到荒年，他所分得的家产，被兄长拿去卖掉，他“终身无怨言”。还有个人叫李在璇，字灿章，“事亲克尽子职，事兄尤谨”。他四五十岁的时候，偶然喝醉了酒，遭到长兄的严厉斥责。他不敢争辩，老老实实趴在地上，恭恭敬敬接受训斥，直到长兄脸色缓和之后，他才敢站起身来。他们这种“善事兄长”的做法，很多人是难以做到的，所以他们的事迹被记载在了县志里。兄弟之间，在家庭主导权、财产支配权等方面，往往存在竞争关系，明里暗里较劲，甚至常常埋怨父母“偏心”、不能“一碗水端平”。加上“枕边风”的影响，“兄弟阋墙”是常有的事情，于是“善事兄长”也就无从谈起了。兄弟失和，妯娌争吵，姑嫂斗嘴，家庭矛盾冲突激烈，不仅家庭不睦，父母伤心，而且容易造成社会不安定。

　　应该看到，“善事兄长”要求弟弟对哥哥要恭敬、顺从，这只是“悌”的一面，叫作“弟恭”；其实“悌”还有另一面，则是哥哥对弟弟要“友”，即友爱、友好，叫作“兄友”。“兄友”和“弟恭”合起来，才是完整意义的“悌”。兄弟之间互敬互爱，互谅互让，关系才会融洽，家庭才会和睦。费县的孝悌人物，从东晋的颜含开始，到后来的王寅祚、杨敏济、刘昌印、任德鸿、陈廷辅、王青鹤等人，无一不是“孝”与“悌”并重的楷模。因此，《康熙费县志》的编纂者在第七卷《人物·孝子》的前面，特意加了这样一段按语：“百行莫先于孝，此风化之本，而德业所从出也。然世固有能为孝子而即可为友悌者，断未有不能友悌而尚可谓孝子者。《书》云：‘惟孝友于兄弟。’孔子言：‘父母其顺矣乎。’诚有见于同气之相好，其乃天性之笃挚欤！”

　　二是极为重视“庐墓”孝行。

　　所谓“庐墓”，是指古人在父母死后，在坟墓旁边搭盖小屋居住，以守护坟墓，防止野兽侵袭坟墓。《礼记·丧大记》说：“父母之丧，居倚庐，不涂，寝苫枕块，非丧事不言。”意思是：“父母去世，孝子要居住在简陋的棚屋里，不涂泥巴,睡在里面只能铺草垫子,用土块做枕头,除了丧事之外,不谈论别的事情。”

　　家中有好屋不能回去住，要住在简陋的棚屋里，而且墙壁不能涂抹泥巴，撒风漏气。家中有床铺被褥不能回去睡，要睡在草垫子上，用土块当枕头。夏天蚊虫叮咬，风吹雨淋，冬天大雪封门，寒风刺骨。到了夜里，虎狼时常出没，有生命危险。为什么要采用这种近乎“自虐”的方式呢？《礼记》也做了回答：“居于倚庐,哀亲之在外也；寝苫枕块,哀亲之在土也。”也就是说，这样做是为了表达人子对父母的孝顺之情，以及与父母同甘共苦之意。在简陋的棚屋里一住就是三年，确实是对孝子的严峻考验。虽然有此明确要求，但是能够严格按照要求真正做到的，并不多见。

　　《明史》卷二百九十六《孝义传》所记载的明英宗正统年间孝义人物中，有“费县葛子成”。费县的葛子成之所以能够写进“国史”，正是因为他的庐墓孝行。据《明英宗睿皇帝实录》第三十八卷记载：“葛子成，山东费县人。事母孙氏孝。母殁庐墓，不靧面栉发，晨夕哀号不辍。”既不洗脸，也不梳头，从早晨到晚上一直不停地哀号，正是对“庐墓”行为的最佳诠释。

　　《康熙费县志》把八个“庐墓”者一一列举：

　　明代李嘉行，字伯敏。母亲病逝，庐墓三年，县令旌其门。

　　□□□，高桥社人。庐墓筑坟。邑宰赵公经花帑旌之。

　　于进卿，地方社人，庠生。亲卒，庐墓筑坟，日夜悲号，三载病卒。

　　杜永福，高桥社人。母亡，庐墓筑坟。邑宰赵公经旌表门闾。

　　仝寅，庐墓跬步不离。墓田狼虫噬嗥，毫不为异。有司勒碑记之。

　　侯思儒，庐墓三年，县令旌之。

　　王纳，张柳庄人。母死，庐墓三年。

　　张崇友，庐墓三年。

　　费县人把庐墓视为“达孝”，即最大的孝道。正如《礼记·中庸》所言：“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，孝之至也。”费县人重视“庐墓”孝行，不仅看重其孝行，更看重其孝心。《康熙费县志》的编纂者对“庐墓”孝行加以评论：“呜呼，孝难言矣！世俗谓孝者，前代莫考。自明迄今，志十有四人，而庐墓者八。然余取其心，不取其迹。心不存，则庐可撤也。朱子尝言：‘心不在于父母，即庐墓刲股，非孝也。’”

　　三是移孝于忠。

　　《孝经》说：“夫孝，始于事亲，中于事君，终于立身。”就是说，“孝”是道德的根本，事父母之“孝”应该转化为事君之“忠”。这是在提倡“移孝于忠”，“忠”成为政治化的道德。在家尽孝，事君尽忠，是士大夫立身的道德准则。

　　作为琅邪颜氏的后人，唐代名臣颜真卿深受孝悌文化的熏陶。他身为朝廷重臣，更是特别强调“忠”。唐代宗永泰元年（765年），朝议东都留守韦陟谥号之事，太常博士程皓主张谥为“忠孝”。时任刑部尚书的颜真卿，立即反驳说：“出处事殊，忠孝难并。已为孝子，不得为忠臣；已为忠臣，不得为孝子。故求忠于孝，岂先亲而后君；移孝于忠，则出身而事主。”（《驳吏部尚书韦陟谥忠孝议》）在颜真卿看来，忠孝不能两全。孝则在家养亲，问寝问膳，势必难以为国效力；忠则出仕事君，以身许国，势必无暇顾及养亲。所以说，心可并存忠孝，实则难以两全。作为士大夫，既然出仕，理当以天下为己任，以忠为念，则已无暇孝亲，所以说做忠臣就不能做孝子。颜真卿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他不计个人安危，受命抚慰叛军，最终尽忠殉难，堪称忠君报国的千古楷模。

　　自古忠孝难以两全。究竟是做忠臣，还是做孝子，的确是摆在世人面前的两难抉择。有人感叹说：“人生须要忠孝两全，方是个丈夫。”这句话，说起来容易，实际上很难做到。——不过，还真就有个费县人做到了。

　　明代万历三十二年，费县人王雅量考中了进士，做了山西阳城县令。俗话说“夫贵妻荣”，他的结发妻子孙氏，完全可以跟着他一起出门，去做官太太享享清福。可是，以孝著称的王雅量，并没有带着妻子一起出门，而是把妻子留在家里，替他侍奉父母。此后几十年间，王雅量去过很多地方做官，他宁肯自己生活得清苦一点，也始终没有携带家眷。他本人在外面为国家尽忠，让妻子替他在家为父母尽孝，用这种“曲线行孝”的方式，做到了“忠孝两全”。

　　两千多年来，费县人就是这样，忠实地践行着“孝为德之本”、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先贤古训。孝悌文化如春风化雨，渗透到了费县人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，相互影响，蔚然成风。时至今日，费县的孝悌文化已经升华为以“孝老爱亲”为主要内容的公民思想道德建设。2012年，费县有4人荣登“中国好人榜”，上榜人数位列临沂市第一位。从2014年3月开始，费县启动了“费县好人”评选宣传活动，每个月都评选出若干名“孝老爱亲”、“助人为乐”、“敬业奉献”、“见义勇为”、“诚实守信”等5种类型的“费县好人”，每年评选出100名，在全县进行宣传和表彰。“费县好人”的评选和宣传，极大地促进了全县的公民思想道德建设，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。